深秋午后，天阴沉沉的，寒风渐起，萧瑟入骨。我和法警队的同事去边远山村给一名民事申诉人送一份告知书。山大坡陡，车上的海拔仪显示1400米，砂石路蜿蜒蛇行，车好像穿越在一线天中。费了近两个小时，我们把文书送达当事人手中。 

　　归途，穿过近2000米的隧道，暮色中隐约看到洞口两边的芭茅草随风倒伏，林中树木也趁势发出呼呼的怒吼。道口的右边，两个箩筐上横着一根扁担，一个穿卡其色衣服的中年男人坐在扁担中间。 

　　我心里嘀咕，天快黑了，又这么冷，他坐在这里干什么？或许是累了，或许是遇到什么困难。出于职业敏感，我把车停了下来。 

　　“大哥，天这么晚了，你坐在这里干什么？”我走上前问。 

　　他答道：“赶了一天的路，想搭个车到镇上，等了老半天，路过的车要么不顺路，要么不愿意带。”听口音好像不是本地人。 

　　我见两个箩筐分别装着大半筐红枣，看起来成色不错。就问他：“怎么挑着这么多红枣，准备到哪儿去？” 

　　他欲言又止道：“唉，早上挑了两筐枣子从镇上来这儿沿途叫卖,生意不好，才卖了十几斤。” 

　　“吃中午饭了吗？” 

　　“吃了几个带的馒头。” 

　　我不由想起小时候家门口隔三差五穿行的“货郎子”。母亲总要留他们吃一口便饭。这个印记一直扎在脑海，无法抹去。 

　　回忆涌上心头，顿时有种无法言明的酸涩。我便与同事商量把他带到镇上：“天这么冷，他在这儿人生地不熟，附近也没有住宿的地方。” 

　　我们帮他把两筐红枣搬上后备箱。放好扁担，他急忙要给我们车费。 

　　我说：“咋可能要你车费呢。” 

　　他说：“那我给你们包几斤红枣你们带回去吃。” 

　　我拉长脸上说：“我们刚好顺路，又不是多大的事，你要是给钱给枣，我们就不带你了。” 

　　车缓缓行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我与他拉起了家常。他家住在离我们县城以东百十里地的地方，家里四口人，妻子多病，两个女儿，一个上大学，一个上高中，全家靠他一个人挣钱。这几年，赶上乡村振兴，家里发展红枣产业，一年下来，能挣个七八万块钱，吃的穿的住的都不愁。两个孩子成绩也不错，现在党的政策好，孩子读书基本不用出学费，除开生活费，用于妻子治病的医疗费是全家最大的开销，好在医保能报销一部分。趁秋收，就拉了一些红枣沿途叫卖，多挣点钱，增加一些收入。 

　　不知不觉车已到镇上，他再三道谢，我们彼此没问姓名，没留联系方式，留下的只有大哥脸上憨厚的笑容。